西方素描的修習，使孔千的思想感知基于現代人的理性精神，反映在生活與教學中就是他十分反感以陰陽、玄學等理念取代話語邏輯的“忽悠”，用孔千的話說就是“你得說理，不能不說理啊!”說白了就是誰也別裝神弄鬼，先得把道理講清。

這種中西方思維的結合，使孔千的作品保有豐富的耐看性，每一個造型局部中既有體塊的堅實感，筆觸塑造的繪畫感，又有畫家別具匠心的對其造型能力以東方思維的消解，并最終以個人化的視覺趣味體現出來。看他的素描作品，你無法一下子把握其風格和來源，但卻被它吸引住，原因之一來自中西文化交融之結果在每個當代人身上的本能反應，實際上這些作品就是以個性化的方式呼應了當代人的某些情感。

孔千的素描之所以能獨立存在，而非單純的研究素材和創作草稿。還是因為他總想在圖像中“說點事情”。有三件事對孔千以畫家的方式“看”(看見+看待)世界產生影響：

1.1989年6月3日，孔千剛巧從北京回津，雖于偶然間提前一天離京，但那次“事件”如實沖擊到一個畫家兼教書先生的內心，由此成為其心智圖像和靈感涌動的源泉之一。

2.孔千祖籍山東，在天津成長。兒時其父常帶他到“文廟”祭拜孔子，并向其講述儒家文化的相關內容。同時，因老家(萊州)靠海，其父每年也都要帶他去看“娘娘宮”，并統一成為縈繞不去的回憶和后來圖像思維與文化反思的基礎。此為第二。

3.天津特有的殖民地文化對畫家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從他的描述中就能如實感覺到對其印象之深：“過了精鋼橋是津門古城，百貨大樓是‘日租界’，勸業場是‘法租界’，再拐到小白樓是‘英租借’，還有俄羅斯、比利時、德國等小區域，我每天騎自行車在里面穿梭，那些建筑就在那里。我住在老法國教堂后面的貴州路上，兒時經常跑到教堂里，旁邊還有一個婦產科醫院，嬰兒生下來就到教堂洗禮，再到旁邊的21中學教會學校受教育。我有時會假想，孩子受教育長大成人后，穿過濱江道到了勸業場，就是一個當代世界了，到里面經歷各種欲望。勸業場里還有一個高級劇院，是曹禺寫《日出》的地方......天津在近代發生了很多事，產生出各種矛盾與困惑，折射了今天的中國。具體到發展中國家的困境，傳統文化的遺留，全球化的影響等等......當年八國聯軍先打廣州，再北上進入渤海，攻入塘沽大炮臺，從運河打倒通州。天津是一個雜燴的地方，給我很多靈感，但不見得是要畫天津的事情。‘望海樓’是直接畫了的，當年曾國藩處理和教會的沖突事件，外國和中國都死了人，很棘手。后來我才明白，沖突的最大范圍還是‘文化’的問題，其他都是表面和小事。中國人是總要反對外來的文明，然后又被動的接受，這是一種矛盾的心情，我感覺我是被夾在里面。”這是第三個影響。

面對繪畫作品，對其美學成就上的領會與整理是一種作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為他人理解作品形成指向性，同時也能為藝術家創作之演進再次理清方向。但是，當直面一幅幅具體畫作，因語言的符號屬性之不同，觸碰到的感覺方位之不同，以話語對其進行翻譯并無太大意義，由此必須交給經由“看見”和“看待”形成的一系列化學反應來完成。

好作品可以“看見”本性的真，再以文化之美加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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