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的書畫市場有一定的規模，吳其貞在《書畫記》中提起家鄉龍宮寺古玩交易場所時說：“余鄉八九月，四方古玩皆集售于龍宮寺中。”據吳氏觀察，龍宮古剎位于村口，每當“秋月百物萃集，為交易勝地，將頹，輸金萬余錠新之”。 

　　其時徽州書畫市場的交易方式已是十分多樣化。吳其貞購買書畫作品，有的是在道院成交的，說明佛寺道觀起著中間商的作用。如“住元振兄山中，乃一孤僻高僧也。手中藏有貫休《長眉長者圖》絹畫一幅，氣色尚佳，相貌慈善，筆法沉著古雅，絕無時俗氣。”吳其貞原本想買下，已談好價格，但臨時有急事，故未能成交。當然，獲得書畫的方式多種多樣，當然也有別人贈送而來的，如上文中提到的吳其貞就贈予陶元祐畫就是一例。 

　　除了以上交易方式之外，徽州各地均已形成固定的藝術品交易集散地，如吳其貞曾于“邑中市上”得“梅道人《竹梢圖》”等作品。可知這是一個有專門賣書畫的市場，而這類似于店鋪的市場早在南宋時期就已出現。

 

　　既然明末書畫的交換如此方便迅暢，那么也不一定僅限金錢交易。其實這時期還有以物換物，報以禮物人情，或留畫家在家中款待代替金錢的方式來獲得藝術品。如董其昌有次想以黃公望的山水畫與汪珂玉換沈周的《陽岡圖》，只是汪珂玉不愿意：“時董太史欲以子久山水相易而未果。”但也看出以這種方式交換藏品已屬普遍。此外，以人情交換的。在萬歷四十年三月一日，李日華“為海鹽鄭茂才圖四扇”，作為不久前對他“以朱西方村詩集見餉”的回禮。 

　　然而，明末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書畫交易日趨繁榮，出現了“太史之字與畫，毋論真贗，即其廝養贗為者，人爭重值購之”的景象。不少文人也參與書畫作偽，從中牟利。尤其是蘇州地區的作偽甚是嚴重，波及到江南各個地區。徽州自然也深受影響。據沈德符觀察：“骨董自來多贗，而吳中尤甚，文人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輩，修潔莫如張伯起，然亦不免身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則以此作計然策矣。” 

　　正是這種環境下，作偽謀生的人就忽然增多。尤其在書畫市場發達的徽州地區甚是嚴重。如徽州溪南吳龍，其“聰明多技藝，多出自己意，未嘗學于人。若臨界摹宣德爐、接補漢玉顏色、制琢靈壁假山石、修補青綠銅器，一一皆瞞過有見識者，此為溪南神手”。很明顯，這種專門人才是在藝術市場發展到一定的成熟地步后應運而生的，所謂“瞞過有見識者”，正是已經具備了作偽的先決條件。　  

　　書畫作假的發達，使得方法也花樣百出。不僅有割裂分裝、添加名款、殘缺補全，亦有臨摹充真等等方法，可謂無計不施，令買者防不勝防。 

　　三、徽州與周邊市場的互動 

　　徽州的地理位置優越，離江南地區的余杭、蘇州和嘉興都很近。隨著明末經濟的發展,交通的便利，徽州的書畫市場與周邊地區的聯系日益緊密，兩地之間的往來逐漸頻繁。 

　　其時書畫交易已突破了地域的限制，當地的徽州人時常與外地的書畫藏家互通有無，再帶回到家鄉本地交易，極大地促進了市場的流通。如徽人詹景鳳(1520一1602)就是一位長期往來于江南的徽州鑒藏家。在其書畫著錄《東圖玄覽編》中記載了許多徽州鑒藏家的書畫藏品，以及他與江南鑒藏家藻鑒書畫的事跡，詹景鳳對各地的審美趣味有一定的了解。他認為當時徽州的收藏趣味多繼蘇州之后，徽州的鑒藏家受到蘇州書畫鑒藏趣味的影響，緊隨其后。 

　　徽州繁榮的書畫市場及豐富的藏品，吸引了大批外地知名的畫家、收藏家過來游玩作畫及購藏，使徽州的書畫得以迅速流通。史載沈周、董其昌、陳繼儒等都曾經到過徽州，并在徽州留下不少畫作。其中董其昌多次來徽州，他在交游購畫的同時，亦留下了許多畫作。許承堯《歙縣閑譚》載：“董其昌為諸生時，游新安。江村江一鶴迎館于家，克其子必名。居年余去。所遺書畫真跡最多。”董其昌與上文中提到的吳廷交好，他來西溪南時一般都居住在吳廷的“余清齋”，此齋的匾額也是董其昌親手所寫。同時，著名文人收藏家錢謙益也曾來此地購買書畫作品。錢謙益曾從叢睦坊購置了一定數量的宋元人書畫作品。徽州發達的藝術市場，使蘇州人的古董商人也會慕名來到徽州收購藝術品。如上文中的鄭廷奇是一位長期從事古玩買賣的蘇州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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