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中國當代藝術“教父”栗憲庭談到了他“現在特別想離開宋莊”，并提到“從行業的角度來看，藝術本身要形成市場，而不是依靠地產”;另一方面，又有人質問，宋莊已經變成了“泛行畫藝術基地，鮮有藝術價值和文化貢獻”。而有關北京798等藝術區的藝術機構維權的新聞，也不時見諸報端;自去年以來，廣州紅專廠要拆除的消息同樣是一傳再傳……聽起來，中國藝術區的問題紛繁復雜，似有多座大山壓頂。因此，我們邀請業界專家，力圖透過現象看本質，揭開國內藝術區的根本性問題和可能的出路。
　　
　　房租壓力：藝術家和藝術機構難容身
　　
　　全國各地的藝術區，多數位于老廠房里，像北京的798、上海的莫干山原來都是電子廠，上海的紅坊原來是鋼材廠，廣州的紅專廠原來是罐頭加工廠……這些地方出租后，被藝術家開發成藝術區。而最近兩三年來，一直出現藝術區的畫廊等被強行斷水、斷電，被迫關門等情況。知名當代藝術家、策展人徐子林告訴記者，核心問題就是房租不斷增長導致的矛盾。
　　
　　徐子林說，藝術區的空間基本都不是原來的國有廠方直接出租給藝術家或藝術機構的，因此出現了二房東、三房東等奇特現象，如此層層轉租，最后導致房租變高。另外，隨著城市規劃的發展，這些本來位置不太好的廠區，慢慢地進入到城市的焦點位置，房租自然也就逐步上升，譬如798，再便宜也要一平方米四五元了。而藝術機構又不像咖啡店、服裝店等小的商業空間，只需要幾十平方米就可以充分利用，藝術機構要辦展覽，對空間的要求會比較“奢侈”。大空間的租金和收益之間的矛盾，讓多數藝術機構難以承受，畫廊的經營壓力很大。另外，租約通常也比較短，一般就是一年一簽或兩年一簽，藝術機構處于一種動蕩狀態，很難做到長期規劃。“如果說為了逃避房租的壓力，藝術機構遷移到更加偏僻的地方，又會有人流方面的問題。交通不方便，觀眾不愿意去，同樣很難經營。而在798、莫干山這些已經發展得比較成熟的藝術區，有些藝術機構又抱怨，來的觀眾不少，但并非目標客戶群，很多都是游人或學生。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里的一些畫廊要收兩元錢的門票，像尤倫斯則要十元錢的門票，他們的目的就在于攔截一部分非目標群體，同時又可以獲得一點資金收入。”
　　
　　曾經參與過全國藝術區調查的《中國當代藝術年鑒》總監滕宇寧也表示，2007年，很多藝術家離開宋莊，就是因為租金上漲。“對于處在起步階段的藝術家，甚至還在溫飽線上掙扎的藝術家，租金的上漲很容易就影響到生存。”
　　
　　產業化：地產入侵與管控加劇
　　
　　而房租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樣的主導因素?滕宇寧認為，中國的藝術區最開始都是模仿國外的形式發展起來的，基本構成——畫廊、藝術家工作室、藝術空間等其實跟國外很像，但為什么會存在諸多的矛盾，說到底還是機制問題。國外的文化區是一個地理和文化上的概念，而國內的藝術區發展成熟后，有時就會被國家接管，變成產業基地，在管控上日漸加強，不可能像國外那樣“野蠻生長”，地產也隨時可以打著藝術之名入侵。
　　
　　滕宇寧說：“2005年我們去宋莊調查時，還是很自發的狀態，后來也慢慢向藝術地產的方向發展，因此房租提高得非常厲害，很多藝術家難以為繼，不得不離開。后來的小產權問題，也影響了藝術區的發展。現在，政府方面還有建動漫產業區之類的規劃。798的發展程度高了以后，也變成政府的一個文化產業示范基地。而最典型的是曲江，文化產業園區帶動了地產，房子因此賣得非常好。”
　　
　　滕宇寧表示，藝術區的產業價值一上來，藝術的生存空間卻越發狹小了。有些展覽，尤其是當代藝術中實驗性很強的展覽，可能就會被控制得比較嚴，失去了之前大家聚在一起探索、實驗的自由度。“這樣的問題，在北京發展得比較成熟的藝術區還可能被看到、被討論，在南京、西安等地，可能完全被產業化所吞噬所遮蔽了。問題還沒暴露，就已經轉向了。”
　　
　　至于藝術區里的商業化傾向，滕宇寧認為，本來這是一種很正常的現象，在國外，藏家或者大眾要買最流行的畫作、最新銳的作品，就會到藝術區的畫廊去。“而中國，藝術家多數還沒有被畫廊所代理，沒有規范的運作渠道，藏家只能直接到藝術家工作室跟藝術家談，藝術家也就必須花很多功夫應對市場，根據市場的需求調整自己的創作，因此，商業氣息更濃。”同時，滕宇寧又指出，其實，還是有很多藝術家只關注自己的創作，但由于他躲開了商業，在這個商業化程度高的環境中自然會更加“無名”。“如果實地去藝術區走訪，還是能接觸到這樣一批在做實驗性探索的藝術家，他們在默默地堅持著。藝術區生態對他們來說也就顯得尤其重要。”
　　
　　新嘗試：重回原生態
　　
　　滕宇寧告訴記者，去年冬天，他們在宋莊完成了一個“白廟計劃”的實地調查。白廟是宋莊邊緣上的一個小村子，藝術家們仍然和當地村民生活在一起，繼承著最原初的宋莊藝術區模式。“藝術家們也意識到創意的產業化、地產的介入，給他們的生存和創作帶來了種種問題，所以希望憑借自己的力量和村民達到一種新的和諧。譬如嘗試著聯合起來直接在村民家中做展覽，探索一種新的方式。”
　　
　　不過，徐子林卻認為，像宋莊這類藝術家聚集的藝術區，在上世紀90年代至2000年初，由于藝術市場處于疲軟、冷淡狀態，藝術家需要彼此取暖，互相鼓勵，因此有其特殊的存在價值。而今天，由于網絡的迅猛發展，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方式已經發生急劇轉變，藝術家的聚集效應也出現了改變，扎堆的意義已然被逐步消解。“像宋莊的藝術家即便是鄰居，也很少有實際的交往。作為創作的藝術區，功能確實在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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