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官位很容易轉化為金錢，經濟學上的“權力尋租”在藝術市場中完全可以不露任何痕跡得以完成。一般的局外人常常會產生錯覺，認為能夠在美術界當上主席、院長什么的，是因為他們的專業水平高，正如大學校長應該由德高望重的人來做，但這是老皇歷了，以前確實是這樣的。我敢說，現在的專業官員與德高望重風馬牛不相及，甚至是相反的，這樣的社會現實印證了這個“朝代”的官員制度問題，與歷朝歷代是相似的。在大多數單位中，我們是被非選拔出來的頭頭腦腦們領導著。由此，我們用不著再追究美協系統或畫院系統的官員們，是因為專業水平高呢？還是其它原因？
　　
　　其實原因輪不著我講，有十歲以上的智商的人都會明了的。我只講官位值多少錢？我在各地幾乎都遇到同一種情況，美協主席（分會）和畫院院長的畫能買大價錢，而他們的畫的水準又是相當的低劣。記得很多年前，我參加某畫院的交流活動，他們印了本大畫冊，我翻閱之后便直言，一級畫師最差，二級畫師第二差，三級畫師里面倒是有些畫得不錯的。前些年的國畫拍賣里，我發現好些個拍出大價錢的專業官員的畫，因為價錢大，我便多用些心思看看，怕冤枉人家。然而我相信我沒有走眼，大幾十萬、上百萬甚至幾百萬價錢的畫，與幾千塊錢的畫毫無區別，若硬要說有區別的話，只在作者的身份。
　　
　　這是一個可悲的事實，證明很多喜愛藝術的人有多淺薄，他們在購買藝術作品時一擲千金，換來的卻是對自己不在行的嘲笑，因為在他們固有的觀念中，官位是一種高于所有價值的價值，那就等時間來教育他們吧，人在糊涂的時候是無法與其說清道理的。當然啦，亦不排除我們社會最常見的腐敗手段之一，即賄賂的可能，大家知道，現在的腐敗是無孔不入的。
　　
　　我要補充一句，算做是一個提醒：在作家圈里，在音樂家圈里，在藝術家圈里，在一切專業圈里，官位不值得稱道，只有那些智質平庸、缺乏可能性的人才熱衷此，因為他們沒有別的前途。當然了，我還趕緊再補充一句，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解，打擊面太大，有些人在其“官位”并非本意，是時勢造就的，他們在本質上仍然是藝術家。
　　
　　看到吳冠中老先生對畫院的意見，深感老先生的誠實和正直。再看看我們的國家畫院院長龍瑞理不直氣不壯的反駁，覺得驢唇不對馬嘴。我曾對很多同行和朋友說過，一百個吳冠中的對手加在一起，也抵不上吳冠中一個。我指的是，除老先生的創作實踐外，他在不同時期發表的不同觀點，皆能夠切中要害，引起大家的反省和思考，也激起既得利益者的恐慌和鼓噪。
　　
　　龍院長聲稱國家畫院承擔著宏揚民族藝術和落實國家重大題材創作的了不起的任務，帽子確實夠大的，夠嚇人的，但這頂帽子是否只是一個幻覺呢？是否只是那些吃皇糧的人的自我吹噓和自我標榜呢？這里，我摘錄一段我在1998年發表的《體制中的畫家》一文中的有關部分：
　　
　　我想人們早已忘記畫院存在的理由了，我的意思是，畫院就其功能而言——如果國家愿意花錢扶持這門傳統藝術的話，應該是集創作和研究于一身，應該是專家好手匯集之所。但是這一功能早已蕩然無存，它既沒有將中國畫這門傳統藝術發揚光大，也沒有培育出第一流的畫家。一言蔽之，畫院對中國藝術事業沒有產生應有的作用，相反它已成了保守和平庸的代名詞，成了一群吃大鍋飯的人固守既得利益的頑固堡壘。不妨將全國大大小小畫院的創作進行一番檢閱，一幅幅平庸無奇的作品會令有眼光的觀眾驚訝。事實就是這樣的，多少年來幾乎見不到這些體制內的畫家有什么突出的作為。像傅抱石、石魯、李可染這些比較優秀的畫家的成功，都不能計在畫院功勞簿上，因為他們進入畫院前早就奠定了自己的優勢。另外我還要強調一點，當下的畫院與其他一切多余的官衙一樣，是以往整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物（就如人體中的盲腸），說它多余是因為割去它絲毫不會對藝術的繁榮產生不良影響。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如此大方，養了如此之多的畫家，而不過問這些畫家為國家為社會做了些什么。
　　
　　這篇文章曾激怒了幾原先關系還算不錯的朋友，他們的論調與龍院長大差不差。是的，這就是體制與合理性、與歷史觀之間的分歧。我用驢唇不對馬嘴作為題目，意思已很清晰了。我還想補充，吳老先生也提出畫院是計劃經濟時期的產物，可能得加上一條：同時又是計劃政治的產物，是當時高度組織化的需要。當某種事物在其自身的演變過程中已亮出了底牌，如果我們還在繼續裝蒜，或者繼續糊涂，那就有理也說不清了——這筆賬只能由歷史來了結了。
　　
　　去年，我們市的晚報有一則消息，南京在短短的半年之內，涌現了二十多家民間美術館，簡直令人目瞪口呆。而到了今年，全國各地的美術館熱潮已成燎原之勢，就我接受的各方的咨詢，發現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的大商賈，紛紛卷入這股建造美術館的熱潮中。 此種一哄而上的情景讓我想到先前全民皆商：有人投點小錢炒股票，有人投大資金炒房產，小狗大狗一起叫，表面看確實是熱鬧非凡的。
　　
　　我得聲明，我不反對多建造幾個美術館——尤其是民間性質的美術館，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美術館對公眾生活的正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我國，由于體制的原因，公共資源（物質的和精神的）一向是帶有絕對的壟斷性質的，而這種壟斷的后果則是貧乏和單一。例如，中國美術館作為國家美術館，幾乎沒有對近二十年來的藝術發展作出過該有的貢獻，一般省市的美術館更是對藝術事業無尺寸之功。我曾在一次會議上戲言，除了廣東省美術館、深圳美術館和上海美術館之外，一些省市的美術館只相當于縣級群藝館，只是老干部和少年兒童的文藝活動中心。這是不對的，其結果只能把美術館的功能和作用降低到及格線以下，而且還有越來越庸俗化和粗鄙化的可能。
　　
　　二十多前，如果召開經濟工作會議，在座的百分之百全是干國企的，而在今天，再召開這樣的會議，與會者至少一半是民營企業老總。不妨延伸開來設想一下，二十年后，如果召開美術館館長會議，會不會有一半左右的在座者是非官方的呢？我的意思是，按照目前的泥沙俱下的態勢判斷，總會有一些真正落實的并在未來的圖景中屹立不倒的民間美術館——據我的觀察，已經有良好的苗頭呈現出來了。當然，這是一條充滿荊棘和泥濘的路，在目前國家的稅收制度，基金會制度和捐助制度等等都是空白或者極不健全的情況下，做民間美術館與當時民營企業的起步一樣，是非常非常艱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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