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少有的動蕩而歷經磨難。人生與藝術旅途的坎坷命運令人困惑與痛苦。多少缺乏信念與意志力的人被動亂的狂瀾所淘汰。相反，逆境與波折卻造就了一代人的人格品性，能堅持下來不因任何阻力而止步的人才是幸運者。

我去過許多地方，霧雨迷濛的哀牢山令人悲涼心碎，大小涼山連綿不斷、神秘莫測令人有難逃羅網之感，塔克拉瑪干大戈壁的無垠浩瀚使我感受到蒼涼和史詩般的悲壯，而翻越唐古拉山、踏過青藏高原時便會折服于無所不在的宗教威懾之下。也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緣故，為此我不禁發出慨嘆人生的嘆息。我不敢面對，這象征著永恒的悲壯與苦海人生的群山，因為他太令人感到孤獨了，也太使人聯想到人生痛楚的沉重分量了，因此我不愿再以視覺形象又一次地挑起這重擔。我需要以絢麗與優美來減輕人們的重負來撫慰人們和我自己的傷痛與孤獨。于是我避開了沉重的氛圍而轉向了邊疆多彩的民族生活與人物，在穆士塔格峰下找到了既濃郁、深沉又絢麗的色彩、民風質樸而強悍的一片綠洲。周圍的大漠戈壁中的駝鈴聲與風沙彌漫的古道很容易的勾起人們懷古的憂思，而婀娜妖嬈的龜茲樂舞更把這方樂土點綴出幾分神秘。盡管我忘不掉那與霧雨迷濛的哀勞山和蒼涼神秘的大涼山，但我終于找到了一方凈土，而躲開了具有使命感的莊嚴課題，這使我“樂不思蜀”而耗盡了半生的精力。這遠離現實的清靜而又原始的空間，更接近童年幻境中的完美，更容易激發我去尋找洽當的繪畫語言以表達此刻的感受。我極盡所能準確無誤地以寫實技巧作忠實的表現。只有真實、活生生地自然蘊藏著“美的法則”，忠誠于美的藝術家唯有恭順而專注的描繪總是應有的本分。

然而，復雜的心路歷程給我種下了抺不去的心理基因：不安、困惑、無奈、憂郁以及對不可預知的一切引發的焦慮始終主宰著我的情緒。學院式的寫實主義太容易靠攏現實了，我愿回避或與它保持若即若離的關系而去尋找一種捉摸不定的飄渺感覺和似與不似的狀態。

七十年代初，一種機遇使我在高麗紙上畫了一批重彩畫而開辟了通向久已憧憬的歷程，頓感找到了一種更為自由地表達感知的方式，然而總是籠罩在不安與憂郁的氛圍中。對繪畫語言和材質的選擇取決于被深化了的情感與理念，從而透出內心世界的騷動。在現實的影子跟隨下又有象征隱寓的種種暗示。自由發揮的符號增加了象征意義，而具象變形的人物融合于糾纏在一體的抽象塊面之中，顯出莫測的神秘感受與不可名狀的情懷。無法說出每一幅畫的具體含意，但總體上則趨于迷茫、困惑與悵惘的復雜感情。在我的創作生涯中從未如此體驗過一種自由漂浮的快感。高麗紙以最大限度給予我在現實世界與夢幻世界之間漂游徘徊的可能性，我不斷地在其間尋覓一個恰當的棲息地，以抒發自在冥想的情懷，從而使“創造一個世界比描繪一個世界更重要”成為我的一個原則。

1980年，我與周菱開始為北京飯店設計并繪制了大壁畫《創造·收獲·歡樂》，歷時兩年于1982年完成，該壁畫是回顧二十年對民族生活的體驗和對藝術探索的總結，如果沒有堅實的造型語言，特別是沒有對于現代重彩畫的思考與實踐是不會誕生這幅壁畫的。我們把寫實與夸張結合而成的程式化的造型手法和主觀化的色彩容納在富于裝飾性和紀念性的風格之中。意外的是：在我“客串”重彩畫和壁畫時所獲得的經驗對油畫語言的演變卻起了一個旁敲側擊的作用，使我在尋找個人風格的道路上打開了一扇門，多少有了一個柳暗花明的去處。面對畫布我所尋找的是“真實性”與“假定性”結合在一起的一個可以任意漂浮的空間，也是現實難以存在的另一個世界，這其中有童年尋夢時自娛與游戲的動機，有對轉瞬即逝的美好現實的挽留和對有缺憾的現實的修補。它不是，也不應是現實的簡單再現，而是現實的再創造，那是染上自我色彩的現實，或是以現實的亮光來折射出一個自我世界，這是一個擺脫苦痛、盼望完美的境界。而丑惡、虛假、變態和抄襲他人的作風都令我厭惡，那絕不具有學術品位。惟尊重傳統、贊嘆完美、勇于探索才是藝術家真正的出路。但我又不敢造次地說這就是一條可以鉆研下去的路而不是死胡同。我深知油畫這門藝術的深奧莫測，其間的奧秘不是隨便就可以說三道四的。

可以這樣說，在我的創作生涯中，重彩畫、壁畫、油畫三位一體相互影響，互動互補，對油畫新路的思考啟動了創作重彩畫的靈感;畫壁畫又使重彩畫的語言更加明確和純粹了，而前者又旁敲側擊地使油畫語言從學院派的模式中擺脫出來。三者互動，立體交叉地構成了我在創作中的整體思路。

出于對美與愛的悟性和對智慧人生的追求，我盡其所能地工作著，從不敢懈怠，其間的艱辛與苦悶，頓悟與欣慰，反反復復地徘徊在這漫漫長路上，同時也體味著創作歷程中的快感。此時，我意識到這是又一層次的開端，心中還有種種沖動在激蕩著我。蓄勢待發成為我每一天清晨的常態，生命不息，畫意不止。

責任編輯：麥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