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燭行吟》散文集作者林遙

一、說書人

他身穿整齊的大褂，一襲民國時的長衫，渾身透出精、氣、神，吸引了眾人的目光。桌上一塊醒木、一把折扇、一塊手帕。醒木一拍，眾人聽書。評書、評話、評彈......斗轉星移、龍蛇起陸、好漢且留名姓!口聲，口授，口耳相傳......月黑風高、刀劍無眼、諸位莫要驚慌。你可聽好了......故事充滿天機與神明。

北方稱“評書”，南方稱“評話”，今日之北方評書，即“北京評書”。聽書，是用耳朵聽說書人講故事。林遙說書扶危濟困，忠義俠膽，時而婉轉凄艷，時而慷慨激昂。林遙說書引人入勝，趣味盎然，如同蘇軾言：“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如同他寫的《庚子雜詩》：“春雷驚起蜇龍醒，一夜聲聲溢耳聽。縱使海潮來作雨，至今疑有怒濤聲。”

這位說書人林遙，本名郭強，第十一次全國文代會代表，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北京市延慶區作家協會副主席。這位說書人不但說書，還寫了《說書人》(載《青年文學》2020年第9期)，后將此文收入了喬雨主編《媯川文集》中的《秉燭行吟》一書。

《尚書.洪范》：“聽曰聰，聰作謀”。聽書有諸多好處，節省視力，緩解眼睛疲勞。可以心有二用，聽書同時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有趣有味，收獲良多。聽書可以學習發音，與人交往表達能力更強了。說書人，對于現在來說“昨天”，而今天對于未來也是歷史上的“昨天”。評書滿足了社會娛樂需求。彼時，人們文化素質普遍較低。評書有獵奇、打斗、人情，也有托古言志，而非真說歷史。“禮失求諸野”，說書，即為“野史”。雖是“野史”，卻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化的積淀，無論時光流逝，世事變遷，總會帶給聽者魅力,帶給聽者自信與光榮，創造今天新的文化傳統，創造中華民族明天的歷史。

傳說，“評書”的歷史上溯到東周。評書行當供奉祖師是周莊王，說周莊王傳下一把寶劍、一道圣旨、一方大印，演變為說書人演出的道具：扇子、醒木、手帕。林遙在《說書人》一文寫道：史料考之，唐朝時出現“說話”，與評書表演形式相類，至宋代，又有進一步發展，有了各種“話本”，讓“說話”更為精彩生動。“話本”既是說話人的底本，亦是中國小說源頭之一。“評書”與中國小說，相伴相隨。

林遙用語言替代文字，把自己的知識和人情滲透進一部書的情節，且研究透徹。猶如歷經洪水之后，能歸于世間最初的本源。我的嶺南文友閑云野鶴先生，曾創作古風一首《冬池言荷》：“未出污穢氣先清，淡雅脫俗自生成。冬逢青帝求得允，只留半篷世太驚。”此古風送給說書人林遙，林遙說書猶如《桃花扇》中的柳敬亭，丈夫氣概，人品高絕。

林遙自幼喜歡聽評書，從收音機到電視機，只要有評書，幾乎沒有落過。14歲，第一次學著登臺說書，覺得這個行當，太不得了，迷得不行。沒有少年時代的愚癡，亦不會有今天說書寫書的老道。可是評書終究還是沒落了，在互聯網遍布娛樂信息和資訊的今天，評書應該怎么說?林遙在《說書人》一文寫道：

二〇一五年，我嘗試著恢復現場評書演出的形式，書館定名為“憑書館”。取個“憑”字，憑的不過是對評書的熱愛。在“憑書館”演出的說書人，已然不再專職說書，我的師兄弟們從事著各種各樣的職業，有餐廳的經理，也有后灶的廚子，有電臺的主持人，更有影視演員。他們過來說書，只是因為愛著評書。

從未想過，有一日，說書人竟然成了理想主義者。二〇一五年八月的一天，只有一位觀眾來聽評書。我沒有抱怨，醒木一拍，對著他說了一個小時。散書之后，我向他鞠躬：他若不來，我當天的書都開不了。

要想說長書，就要多閱讀、深閱讀，讀懂人情世故。當代的人情世故是什么?一是，人們重視物質生活的品位，有溫度的品牌精神將成為新的消費需求。二是，人們重視金錢之外的東西，比如健康、愛情與家庭，愿意在工作之余抽出精力陪自己喜歡的人，做自己喜歡的事。三是，人們開始自覺反省人生意義，尋求在有限的生命里追求無限的人生價值，試圖尋求靈魂的蘇醒。你懂得了社會還不夠，還要用你的一張嘴表達出來，把書說好，這才是有意義，自覺尋求靈魂的蘇醒。

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那里去?要想說好書，就要考慮到這些形而上學的問題。林遙選擇了說《西游記》。既然單純依靠故事，沒有辦法吸引人，那就講一個大伙兒熟悉的故事，看看如何能說出新意。林遙在《說書人》寫道：

通過閱讀《大唐西域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在說書時，把歷史真實的三藏法師的故事雜糅其中，給予三藏新的面目。我甚至將《西游記》以十四萬字的篇幅進行了縮寫，出版了一套《降魔修心：彩繪西游記》。五年時間，我的《西游記》系列評書時長已接近一百六十個小時，但故事剛講到原著的第五十五回。聽我評書的一些孩子，已從小學升入初中。說書時，我承諾在他們上大學前，一定將《西游記》結束，說這句話的時候，底下哄堂大笑。

讓人欣慰的是，眼下，人們雖然“讀”的書少，但是“聽”的書多，聽書卻成“新主流”。全民閱讀調查報告顯示，我國成年國民和未成年人有聲閱讀繼續較快增長，成為國民閱讀新的增長點。從社會發展角度來說，今天的知識付費節目，如同當年的評書，正在滿足人們不同層次的精神需求。

林遙開始步入知識付費領域，講解《金瓶梅》。《金瓶梅》的小說沒有辦法改編成長篇評書，因其中的故事過于瑣碎和生活化，情節不夠起伏激烈，然而《金瓶梅》的文學價值毋庸置疑，其自然主義寫法，已屬現代文學的思考，對國人生命底色的揭示，至今仍然有意義。那么是否可以嘗試借鑒評書的技巧和講述方法，來展示《金瓶梅》的文學價值呢?宣永光先生在《妄談瘋語》一書中說得好,中國古人的作品,是因為和平勸解、引人向善，甚至一些淫書艷史，也含著“勸善”的用意。而今人現代文明書，大多沒有“開導化解”的筆力，“誨淫”只能引人縱欲，“挑撥”只能動人憤爭，使人霸道。古圣人的學說，安慰老實人，警戒野心人，讀后減少獸性，使人步入正軌，所以得到大眾百姓的崇拜。古時的書重克己，所以學者多正士，現在的書重責人，所以學者多不被人尊敬。

我為什么欣賞林遙《說書人》?《文心雕龍》“情采”篇中說立文之道有三：一形文，五色是也。二聲文，五聲是也。三情文，五性是也。而“情文”是最重要的.是最真實的，是最能打動人心的。林遙的作品有看頭、有聽頭、有嚼頭。撰寫的“我的故鄉，我的文學”情溢于表!其文字散見于《文藝報》《北京文學》《鐘山》《西湖》等報刊。出版有長篇小說《京城俠譚》、散文集《明月前身》《非主流的青春》、詩集《俠音》等。

聽書，能讓聽者“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林遙和他的師兄師弟們“說書”，而我們去聽書，是尊重傳統美德的行為。尊重傳統之所以在歷史上成為一直被推崇的美德，重要原因在于其有助于保持人的精神世界和社會的平衡穩定。如果這種對傳統的尊重被稱為“保守主義”的話，我覺得“保守”非但不該受到鄙視，而且應當格外小心地珍惜。有繼承才有發展。那么，我們應當“守”的、“保”的是什么呢?“中國文化精神，至少在這一點上，實有其至高無上之價值。以通天地、成人格、正人倫、顯人文是也”(唐君毅語)。

我讀了林遙的《說書人》，便想起了我的重慶文友義玄子在《中華文化正觀》一文所說：古有黃帝問道于岐伯，堯、舜、禹開疆拓土，分封禪讓。圣賢入世，順應天地運行之道，秉承自然造化之功，姜太公渭水垂釣，得以重用，輔佐周文王開創大周八百年盛世基業，彼時盟國相慶，萬邦來朝，實乃中華文化昌隆之源泉是也。

《說書人》來自于對傳統美德的歷史繼承。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在儒家思想化育下形成了悠久的傳統道德。《左傳·襄公十年》有人生三不朽的說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將“立德”放在人生三大價值的首位。孔孟所開啟的儒家道統始終把道德實踐看作實現人生理想的根本途徑。說書人拋棄的是：儒家思想的糟粕，其時代的局限性。說書人繼續的是儒家道統：仁愛、中和、公忠、正義、孝慈、寬恕、謙敬、誠信、禮讓、自強、持節、明智、知恥、勇毅、廉潔、勤儉、節制、愛物......為的是使當代社會減少暴戾，增其和美。

林遙的說書，讓我有了“三氣”：充滿豪俠之氣的《史記》、充滿雅稚之氣的《世說》、充滿狐魅之氣的《聊齋》。有此三氣，足以抵擋當今世之俗氣，足以抵擋當今世之偏激氣也。《說書人》一言一弊之：中華文化是中正合和文化，不是犬儒奴役文化。中華文化是君子精明文化，不是暴行流氓文化。

二、守廟人

“發憤識遍天下字，立志讀盡人間書”,林遙在“說書”與“寫作”之間轉換著。他在《秉燭行吟》書中寫了《守廟人》：“吾鄉的村里有一座廟，位于莊子的正中心。站在廟前眺望，晴天時可以看到四周的高山和白雪。廟里有神靈的塑像，兩壁涂繪有各路神道、釋道，然而色彩多已斑駁......”

守廟人守的是什么?守的是一種信仰!人之所以為人，在于人有信仰。不論信仰的是宗教，還是文學藝術、科學哲理，人是因為有了信仰方顯出“存在”的意義來。而信仰的本質是自主的、多種的，并不特指某個唯一教派，也與當代意識形態無關，更不能拿科學與技術來檢驗。人生信仰是一種慰藉和力量，人生信念是對真善美的尋求和對人生價值的思索。

擷一片舊時月色掌燈，林遙在《秉燭行吟》一書中的“跋”中寫道“文字之于我，更是生命的一種訴求與展示，心靈的一種寄托與宣泄。所以我一直告誡自己：書自己能書之情，達他人未達之意。這也是我多年以來，一直認認真真堅持寫作的原因。”。

作者與他寫的《守廟人》一樣，說實話、講良心、做好人。守廟人守的是什么?守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終極關懷。從《道德經》“人之大患，在吾有身”的思考，到《紅樓夢》“警幻仙境”對人生的詠嘆，對“人性”的思考。對于一個社會來說，終極關懷的喪失，則意味著全社會的價值信仰的失落，民族文化得以延續的深層鏈條的斷裂。反思近代史，王國維、陳寅恪、梁漱溟等人都曾有過終極關懷，他們的探索雖然在當時受到冷落，卻是符合人文精神的。近代康粱以來，一直是用學術為政治服務，犧牲了學術的獨立品格，釀出一幕幕的悲劇，發展至頂峰，乃是作為文藝批評家的姚文元搖身一變，成為敲打文化人的一根棍子，成為最令文化人寒心的“錦衣衛”。到了近年，又走向另一個極端，“躲進小樓成一統”，為學術而學術，政治與我何干?百姓的苦樂與我何干?人文科學，如果不把觸角伸向當下的民眾生存狀況，那么他便是紙上的學問、死的學問、背棄了他自身責任的學問，如有清一代的干嘉之學。

守廟人因信仰而高貴：守廟人守的是“人文精神”，是對“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對“人”的價值，“人”的生存意義的關注;是對人類命運，人類的痛苦與解脫的思考與探索：“守廟人識字，能誦《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每次誦經時，他的面部就開始活絡起來，進而沉靜，然后恢復如常。守廟人能寫字，寫大字。廟院里的鋤頭把、墻壁上常見濃亮黑圓的大字，間架工整“(摘自《守廟人》)。

守廟人守的是“人學”，講究“內在的人文主義”。這種“內在的人文主義”是人與萬物同流，與天地相合的關系，構造出一種“終極”的精神信仰。在林遙《秉燭行吟》書中，有諸多篇章，如《氍毹憶朱痕》、《鄉關寫意》、《江南酒意》、《寂寞梨花魂》、《上善若水》、《武侯之困》等文章，體現著“內在的人文主義”，對歷史的文化典制、社會價值、道德規范、禮儀習俗等方面，均有涉獵。2018年，林遙在全國青年作家筆會發言：一個關于悲歡離合的故事，可以幫助一個人從焦慮和困惑中走出來，這就是文學的魔力。好的小說其實記錄的是世態百相，傳承的是人類情感和記憶，是我們心的困難，情的困惑，是我們人生的種種境遇情景:真與假，愛與恨，善與惡，美與丑，希望與絕望。

傳統的“人文精神”，是當代社會的寶貴精神財富，有這樣的特征：它重視人的道德修養，主張通過自身的修養和學習，成為有理想的人。中國古代對人與人之間基本的道德規范稱為“人倫”，亦稱“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左傳》釋義為：“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兩千年來的國人，一直強調用它處理人們之間的關系。中國被世人稱為“禮儀之邦”，直到“文化大革命”，這種“人倫”關系遭到了全面的否定，引起了人倫混亂，是非顛倒。

林遙說，我也許只能在冰冷的文字里，尋得救贖，尋得生命最大的慰籍。“數年的時間，我步履蹣跚，看過了散落在京郊周邊大小散落的數十座殘存戲樓，驀然想起自己寫過的《風雪山神廟》中的詩句：我靜候在臺下，等待散場。只記取戲中簫聲低咽，鑼鼓冰涼。”見林遙《氍毹憶朱痕》一文。

陽光是柔和的，月亮是清秀的。林遙雖有“簫聲低咽，鑼鼓冰涼”的文字，但縱觀《秉燭行吟》一書，我看到的更多是，他在尋吟一縷清純的空氣，攜一顆靈魂自由散步。如同作者所說，中國的文字就應該是美的，失去了美的特質的文字不是好文字。一篇好的文章一定要讓人感受美，感悟美，渴望美。

作者寫的《守廟人》是一座小廟，而寶雞市岐山縣有座大廟，即“周公廟”。周公，姓姬名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是周朝的開國元勛，制訂禮樂，建立朝綱，奠定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基礎，被尊為“元圣”。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后世公認：沒有周公就不會有傳世的禮樂文明，就沒有儒家的歷史淵源。曹操嘆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周公令天下歸心。作家陳忠實在周公廟有題詞：“周公之哺乃興邦佑民之思想方略以及道德人格，為后世一切想成事立業者之楷模。”而林遙“唯愿采擷一片舊時的月色，在心中掌燈，將筆下的一字一句，寫得活潑而有風致，于愿足矣”。

《秉燭行吟》一書，讓我讀到了作者：遵循周禮，依中道而行，走中庸之道，無過亦無不及。

三、取經人

《秉燭行吟》的人文精神是一束希望之光，讓生活有了陽光。在林遙看來，人生的旅途中，每處山河都是自然的造化，每片白云都是人文的感悟。

濯長江之清流，捧西山之白云。觀賞形勝，曠達樂觀之胸襟。蘇轍主張，“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強調后天的學習和修養，亦包括游歷，欣賞自然山水。《秉燭行吟》中的諸多篇幅，如《絲路南國有于闐》《陽關獨唱》《沙中清泉》《天人絕構莫高窟》《春風不度玉門關》《風吹戈壁灘》《玄奘的背影》，記述了作者游歷山水，超然物外，消解苦惱，增加樂觀情緒的所思所得。

跋涉行路易，文化守護難。林遙行走中國，記戲樓、望胡楊，闖關玉門、觀窟敦煌，拜水都江堰、醉夢入揚州，南長灘紛揚梨花、古于闐金玉佛國，構成《秉燭行吟》21篇歷史文化散文，是作家尋追記歷史人物的背影，詮釋文明的興衰，感嘆文化的坎坷。在探幽發微、述往思來中，蘊藉著對傳統文化的追思。

《玄奘的背影》記述了一個取經人的故事：“這位僧人，法號玄奘。他的一生，為了自己的理想，在十七年的時間里，行走五萬多里，追尋佛法的真諦。為了自己的理想，在十九年的時間里，筆耕不輟，翻譯佛經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一千三百多萬字。”

取經人的故事讓林遙神往，取經人的故事讓作者“學而后創”。費孝通先生曾提醒國人，缺乏個人對理性的重視，缺了“文藝復興”的一段道路，我們需要補課。如果沒有人文學術的繁榮，文化仍將處在世界文明的邊緣。而要取得人文學術上的成就，沒有什么捷徑可走，只有“學而后創”，先“銜接上世界性的文化”，再有所創新和突破。是的，應像玄奘一樣去取真經。

秋風生渭水，落葉滿長安。為了銜接上世界性的文化，“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這是玄奘西行前立下的誓言。貞觀元年(627)，29歲的玄奘獨自一人，踏上了遠赴印度的取經之路。玄奘右手執拂塵，左手捏佛珠，背負佛家弟子專用行囊，行囊頂部有一個遮傘，起到擋太陽和避雨的作用，囊頂有一盞小燈，垂落于他頭部。自從上路，這盞燈就一直亮著。它的實質作用是供佛之意，在多少個黑夜和茫茫大漠中，它又成為玄奘不泯的信念之火。在玄奘西出長安后不久，朝廷就發出了讓沿途縣衙捉拿他的命令......

佛教是一種什么樣的信仰?竟然讓玄奘勇往直前，誓不罷休。梁啟超概括：“佛教的信仰，是正信而不是迷信，是兼善而不是獨善，是住世而非厭世，是無量而非有限，是平等而非差別，是自力而非他力。”明白了這一點，就不會再去駁斥佛教的荒謬，不會再去附和“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佛教與世界其他宗教相比，有包容、有平等，有精進、有布施。在今天這個物質欲望膨脹的時代，佛教所倡導的慈悲、平等、善良、寬容、多元、和平等價值觀，無疑是對治社會人心的一劑良藥。保持純樸善良本性，重新走向傳統之路，國人重拾信仰的時代已經到來。

《天人絕構莫高窟》一文中，追述了唐人的坦蕩胸襟與生命的活潑自由：我始終記得第四十五窟的菩薩像。這個洞窟開鑿于盛唐，彩塑的菩薩體態婀娜、豐盈健美，肌膚瑩潤細膩，面相年輕。即使在昏暗的光線里，即使在一千二百多年過后，我依舊能感覺到它肌膚的彈性。它恬靜慈祥的神情、開放的胸襟和腰胯輕薄的羅裙，都傳達著盛唐時代的氣質。

可以說，人類軸心時代的“因”，造就了后來強漢盛唐的“果”。2500年前的軸心時代(春秋戰國時期)，相繼出現了一些偉大的思想家，他們分別提供了三種偉大的學問。這些思想家出現在三個民族之中。一個是希伯來民族，提供了神學。第二個是希臘民族，提供了哲學。第三個是中華民族，提供了人學，或稱之為人文，或稱之為人文精神。他們貢獻了全人類文明的種子。林遙的《挑燈看劍，武俠小說史話》從始至終，貫穿了人文之俠氣。

春秋戰國時期是原創性文化的形成與成熟。春秋戰國時期上接夏商周，特別是西周時的禮樂文化，形成了“和而不同”的諸子百家之學，后來的中華文化都可以從諸子百家之學中找到原初的基本論點。《周易》有“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里的“天文”指季節、時令變化的學問，“人文”則是“文明”的同義語。是的，我們的文明衰退了。作者在《陽關獨唱》一文中寫道：“站在墩墩山下，面前就是絲綢古道，舉目四顧，天蒼蒼，野茫茫......我能聽見歷史在腳下呻吟的哭泣聲。”

是的，我如同林遙一般，懷思古之幽情。陳子昂《登幽州臺歌》有“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學問的最高境界誠如司馬遷所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唯有敢于孤獨者，才有自信心和定力，也才具有挑戰性。這種自信心和挑戰性，正如湯恩比所說，乃是文明發展的動力。未來文化的創造性，寄托在敢于孤獨、耐于孤獨者的身上。獨立之精神是文化人的靈魂與生命。

真正的文化人戒浮躁、多自謙，胸懷平常心、甘為邊緣人。粗茶淡飯，布衣土服，冷眼觀察人生百態。真正的文化人各自孤立, 如“一盤散沙”，不受外界干擾，真誠地寫出傳世之作來。真正的文化人像天上的星星各管各, 各自發光，不侵犯別人，也不被侵犯，越是無求于人越是自主自在。

林遙曾經贈送詩集《憑欄迎雪閣詩詞》于我，其中有“轉世須經三界準，輪回莫問未來身。我如長劍兮名酒，照破青天對鬼神。”這讓我想起了一副對聯：黃老思想，出世入世無為妙化;道家精神，獨善兼善順應自然。澄心明物，謙卑對待天、地、人;和光同塵，執筆呼喚遠古文明。林遙有微信公眾號“林遙論劍”，大家可以在手機上看看，什么是現代版的人文精神。眾人如果能夠全面地繼承老子，墨子、孔子的思想來發展中華民族的文化，我們今天是這個樣子嗎?

百家爭鳴形成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學術思想的活躍局面,構成中華文化中的原創性文化，這是中國文化的第一次大融通。東漢佛祖西來，佛教與中土文化融洽,產生了不同于印度的中國化佛教，這是中國文化的第二次大融通，形成了儒、佛、道三足鼎立的局面，由此，中華興盛千年。

從五四運動到現在的西學東漸，百年來中西文化的碰撞，呼喚第三次文化的大融通(中西文化的融合)，期待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黃仁宇先生在《萬歷十五年》中掀開了中國歷史的一角，全景地展現了一個龐大帝國在百年中由于經濟模式轉型失敗和始終無法突破制度桎梏而帶來的類似于“鎖定死亡”的后果。邁向現代文明，其路徑是“中西文明融合”，黃仁宇先生稱中西文明融合是中國最大的事。第三次文化的融合融通要有玄奘的氣魄，為取真經直到生命的終結。“玄奘在前，是一種永遠的燭照。別看車輪滾滾，我們其實也就是在追尋玄奘的背影罷了”。

我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了工業，沒有完成工業化;吸引西方文明，沒有消化融合，仍處于對撞對抗中。走向未來世界，要轉型轉軌，但，何其艱難!“我是一條狗，叫了一百年，也沒有把中國叫醒。”說這話的人是復旦大學的創始人馬相伯先生。他生于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之時，他死于1939年，日寇鐵蹄蹂躪中華大地之日。

儒學又被稱為“為己之學”(身心性命之學) ，因有“古之學者為己”之說。這里的“己”，不是一個孤立絕緣的個體，而是一個在復雜的人際關系中所顯現的中心點。要完成自己的人格，也就關系到要發展他人的人格，即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樣，就不可避免地要對家庭、對國家、對社會負責。《大學》中所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通過身、心、靈、神這四個層面逐漸深化，來完成個人人格的。這種個人人格完成的過程，始終貫穿著慎獨精神。《秉燭行吟》“跋”：唯愿采擷一片舊時的月色，在心中掌燈，將筆下的一字一句，寫得活潑而有風致，于愿足矣!

走回人間正道，重歸社會清明。《秉燭行吟》散文集，是一本人文精神之書，“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一本耐讀可品之書，“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喚醒古書一縷香，我感受到了林遙力聚筆端的功力，為傳統文化的傳承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文本。

林遙寫七絕.《參禪偶得》““一身如在亂山間，疊疊重重已倦攀。過了一山還一望，依然滿目是青山。”《易經.系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之者林遙，秉人文之燭，善也;成之者林遙，行圣賢之吟，性也。我期待著，并堅信有《玄奘的背影》中的“取經人”!

注：本文參考了：石中元.著《文苑擷趣——打撈我的筆墨生涯》第十章人文精神散論。同心出版社、2016年版。

2022年3月22日 石中元撰文北京延慶淡泊灣書齋。

責任編輯：麥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