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4日，一場關于海撈瓷的盛宴即將在深圳第十一屆文化博覽會期間舉行。由深圳1979文化生活新領域舉辦的《碧海絲路·古瓷尋蹤》古代海上絲路陶瓷展必將引起收藏界關注。

此次展出的一百多件從唐朝到清朝的歷代古瓷，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海底十幾艘古沉船上，是第一次公開展覽。如此具有朝代連貫性﹑窯口多樣性﹑品種典型性的海撈瓷展極為少見，不失為一次學習研究中國歷代外銷瓷的好機會。

19世紀德國歷史地理學家里希特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提出，把古代從東方向遙遠的西方輸送絲綢的通路稱為“絲綢之路”，此名詞逐漸成為古代東西方之間文化交流的代名詞。

陸路是中西往來的最古老的通道，其主要工具是馬和駱駝，以長安或洛陽為起點，經甘肅﹑新疆，連接中亞﹑西亞，最后到達地中海沿岸。絲路上最早的傳統外銷產品是絲綢和黃金，隨著另外一種產品“陶瓷”的熱銷，航海技術也發展起來以后，促生了海上絲綢之路，也被稱為“陶瓷之路”。 瓷器易碎體積大，改用水運既平穩安全，又容量大，運費低廉，一艘200噸載重的帆船就相當于一支數百頭駱駝組成的商旅運輸量總和。

海上絲綢之路起源于秦漢之間，發展于三國至唐朝，繁榮于宋元，轉變于明清時期。在近2000多年的歷史中，這條從中國出發，經過東海﹑南海﹑馬六甲海峽﹑印度洋，到達波斯灣﹑非洲大陸﹑與歐洲的漫長海路上，留下了許多東西方交流活動的印記。通過這些歷代沉船上的古陶瓷，再現了從生產——貿易——消費的過程。這些陶瓷蘊涵著大量當時的社會信息，因而成為研究中國貿易史﹑陶瓷史﹑宗教史﹑航運史及中外藝術史等的重要物證，其歷史﹑文化價值是無可估量的。

每個不同的朝代，由于其歷史﹑人文﹑宗教等背景不同，導致外銷瓷器的品種﹑造型都不太一樣。例如唐以前由于生產陶瓷的工藝尚不成熟，因此外銷的產品以陶為主，而且量很少，不具規模。唐朝隨著制瓷工藝的發展，已普遍使用輪制，加上匣缽的采用，陶瓷的質量和數量都大幅提升，這些精美的瓷器開始有規模地出口，以越窯和長沙窯制品為主。宋朝是我國制瓷業的高峰期，此時外銷的瓷器，除五大名窯外，其它窯口的產品都有，可謂百花齊放，加上造船業的發展，海上絲路開始繁榮昌盛。元代在前朝的基礎上繼續發展，而且增多了一個令后人津津樂道的品種---元青花，這是陶瓷史上的一個大的轉折點，自此瓷器的流行逐漸從單色釉轉為花瓷。

明朝開始，政府對海上絲路的政策從開放的態度變成封閉，限制民間參與海外貿易。明早鄭和七下西洋其實是代表官方的朝貢貿易，以彰顯國力為主要目的，船隊所運的瓷器以景德鎮青花瓷和龍泉窯青瓷為主。鄭和以后，明王朝徹底關上了對外的大門。直到明晚期歐洲人的東進，才重新恢復海外貿易。由于此時政府對國內海商的限制很多，導致海上的控制權逐步交到了歐洲殖民者手上。以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為首的幾大集團控制了清朝的陶瓷貿易，出口的品種以青花瓷，德化窯白瓷，粉彩瓷，廣彩瓷等為主，數千萬件瓷器源源不斷銷往世界各地。直到鴉片戰爭爆發，中國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劃上了句號，從此海上貿易之路變成海上殖民侵略的炮艦之路。

縱觀古代海上絲綢之路這段漫長的歷史，中國的海洋政策大致分兩階段：第一階段從漢朝到元朝結束，此時政府基本上采取開放的態度，鼓勵民間海外貿易，無論出口和進口都是積極開放的，海上絲綢之路因此逐漸興盛繁榮，隨之給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都帶來正面影響。第二階段是明清時期，其基本海洋政策是日趨保守，閉關鎖國，只陶醉在天朝上國的幻覺中，無視外族的擴張野心。統治者為了保障其皇權安穩，甚至打壓造船技術，商業活動等。在這限制過程中，逐漸失去了對外貿易的主動權，最后為西方勢力讓出了整個中國海。

“國家欲富強，不可置海洋于不顧，財富取自于海，危險亦來自海上。”古今中外歷史證明：海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一個國家的興衰，凡是向海洋大力發展的國家，國勢便迅速走強。從古代中國歷史來看也一樣，開放海洋的朝代往往繁榮興盛，閉關鎖國的朝代則走向衰退。

海上之路，是經濟之路也是戰略之路。當今，國家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希望通過“一帶一路”重塑絲綢之路昔日的輝煌，在政治﹑文化﹑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持續發展，此舉是極具前瞻性的。此時此刻，回顧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曲折歷程，借古鑒今，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責任編輯：麥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