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未叫他一聲“敦哥”——我與王敦賢的故事

苗 勇

我與敦賢老師相識相交近30年，于我，他既是恩師，亦是兄長;他為人處事，特立獨行，我所思所想，他亦深知，他曾為我的一本文集寫過一篇序，題目為《苗勇其人其文》，文友稱簡直把苗勇給寫“活”了。在文藝界大家都習慣叫他一聲“敦哥”。巴中市文聯(lián)原主席陽云在《文學自由談》上發(fā)表了一篇《敦哥回鄉(xiāng)》，引起了很大反響;成都知名作家張忠信撰寫的《也想叫您一聲敦哥》，亦寫得情真意切，看了這兩篇文章，我自感愧疚和汗顏：雖我和敦賢老師情感甚篤，但我從未叫他一聲“敦哥”。

（一）

20年多前巴中市政府(縣級市)大院初遇的畫面一直刻在心頭：秋雨如織，敦賢老師身穿灰色風衣，足蹬一雙休閑鞋，中等個子，適中身材，五官端莊，聲音洪亮，簡直是儀表堂堂，風度翩翩。

“王主席，招待所安排好了……”那時我在政府辦公室工作，敦賢老師跟我們領(lǐng)導是朋友，我奉命接待。

“打擾了!”他溫厚的手掌握過來，帶著力道與溫度，“叫我敦哥就成。”接著他又說道:“這次回來，想多住幾天，到巴中各縣(市)走走……”

“熱忱歡迎!”我說:“如果時間長住招待所不方便，也可以住我家”。彼時我任辦公室副主任、兼任城管局長、投訴中心主任三職，常深夜歸家。家里孩子小，沒人照顧，妻子帶著孩子干脆住回位于巴中中學的娘家，家里的房子正好空著。

敦賢老師也不推辭，當晚就住到我家。從此，我家就成了他到巴中的驛站兼創(chuàng)作室。

直至2008年，敦賢老師常在大巴山的各縣(市、區(qū))游走，一般出門五六天才回到我家，出門時背著個挎包，回來褲腳濺滿泥斑，挎包被調(diào)查筆記、照片等資料撐得鼓鼓囊囊，不像省作協(xié)副主席，倒像剛出診歸來的赤腳醫(yī)生。

敦賢老師在巴中采風期間，我也曾抽周未陪他去過幾趟鄉(xiāng)村。有一次去通江鄉(xiāng)下，看到路邊柿子樹上有很多熟透了的柿子沒摘，敦賢老師考我:“知道為什么沒摘?”又接著告訴我:他專門咨詢了近處的農(nóng)民，老農(nóng)告訴他:“那是給雀子留的冬糧……”，讓我感慨不已。

（二）

2003年，在大巴山深處，敦賢老師發(fā)現(xiàn)了一個特別貧困的村子。調(diào)查結(jié)果，是上世紀60年代一個地質(zhì)隊進駐了這個村，地表打了一千多個鉆孔，地下挖了兩條數(shù)百米的隧道，原夲水源充足的村子，活水從那些孔洞中漏光了。

勘探隊用抽水機從山下的小河溝里晝夜不停地抽水，以滿足自身和村子里的人畜飲水。勘探隊完成任務后走了，抽水機也帶走了，村子一下子進入了干渴狀態(tài)。暮春初夏，田里蓄滿了雨水，村民們忙著育苗栽秧，可一旦十天半月不下雨，田里的水便干涸了。一個月不下雨，則秧田龜裂，只有犁掉秧苗改種玉米等旱糧，加之一種怪病在村子里蔓延開來:患者肌肉萎縮，關(guān)節(jié)腫大，渾身乏力，時有人因病死亡。

弄清情況后，他在當?shù)劓?zhèn)上的一家旅館里寫了一份《情況反映》，第二天郵寄給了市里。

二十多天后，他在成都收到了市信訪辦的信。來信先是非常客氣地感謝了他對貧困山區(qū)農(nóng)民的關(guān)注，但接觸到實際問題時卻是:“容當從長計議，統(tǒng)籌解決。”

一個市的財力竟然不能救援一個村子?省里呢?

當晚，待家人睡去后，他坐到書桌前，拿出《情況反映的復印件，提起筆來，把題自換成了《救民于水火，刻不容緩》。在羅列現(xiàn)狀后，又寫出了一大段質(zhì)詢式文字。

當他從頭到尾看了一遍時，一滴滴熱淚灑在了稿紙上。于是，他又加上段:

“深夜里泣淚寫下這些文字，我將逐級寄出，我不相信些文字會石沉大海，我不相信這些文字會成為天問!”

寫畢，添上了自己的工作單位、姓名、電話號碼。下午，他把打印好并復印了十多份的材料裝進信封，到郵局掛號寄給了省委負責人和省政府正副省長。

十多天后，那個山村所在縣的朋友電話告訴他，省里最近有20多批人陸續(xù)到那個山村調(diào)查。很快，又傳來了消息:八個廳局組成的聯(lián)合工作組到了縣上。救助方案出臺。撥付了改善鄉(xiāng)衛(wèi)生院醫(yī)療設(shè)備的專款，落實了專項扶貧項目資金……

飲水工程完工的慶祝大會上，村民們激動地高呼:“共產(chǎn)黨好!”“人民政府好!”三十多年未解決的問題，在他的奔走呼號下解決了。而外界并不知道是他從中努力，他自己也從未向人說過。這使想起了李白《俠客行》中的兩句話:“事成拂衣去，深藏功與名” 。但受益的當?shù)厝酥�道，松溪鄉(xiāng)黨委、政府的負責人專程到成都，給省作協(xié)送上了一面“黨和政府的橋梁，人民群眾的代言人”的錦旗。全國各地的作家協(xié)會受上級表彰的定然不少，但收到農(nóng)村基層組織的錦旗，我不敢說絕無僅有，但肯定不多。

《國之痛》的胚胎，也是在我家書桌上孕育成型的。他走遍了秦巴山區(qū)二十多個縣，走訪結(jié)束，就在我家書房創(chuàng)作，我家成了他的后方營地。我那時作為政府辦公室主任，白天上班，晚上應酬接待特多，記得陪同客人洗腳最多一晚都洗了6次，成天忙得暈頭轉(zhuǎn)向，住在娘家的妻子既要上班又要照顧孩子，也很少回家，我們根本無暇照顧敦賢老師，吃住行只能由他自行安排，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強，除寫書、讀書外，自己洗衣、打掃房間衛(wèi)生，還時不時買菜做飯……

但無論我多晚回家，推開門總見一盞孤燈亮著——敦賢老師伏在桌邊，鋼筆在稿紙上沙沙作響，如春蠶食葉。臺燈將他背影放大在墻壁上，像一座倔強而疲憊的孤峰。

（三）

張忠信老師在《也想叫一聲敦哥》中嘆道：“他眼里沒有名流草芥之分，只有不滅的文學星火。”這話烙在我心上。敦賢老師為我點燃文學的火把，足以照亮我文學之路的半生迷途。

二十年前光霧山筆會，我這個業(yè)余文學愛好者，一個小縣城小吏，縮在角落看蔣子龍談笑風生、看舒婷裙裾翩然、聽陳世旭妙語連珠……像一只手足無措誤入星河的幼獸。敦賢老師大步穿過人群，厚實的手掌拍在我后背：“發(fā)什么呆!走，帶你認認‘真神’!”他不由分說地把我拽到吳泰昌面前：“泰昌兄，這是我巴中的兄弟，筆頭硬著呢，專寫人間正氣!”我窘得滿臉通紅，他卻朗聲大笑。那晚他硬把我一一介紹給蔣子龍、舒婷、陳世旭、鄧賢等大咖們，還不斷把我的作品往名家手里塞：“看看，接地氣!有肝膽……”弄得我尷尬不已。

在文學工作中，我作為巴中市作協(xié)兼職副主席，牽頭創(chuàng)辦《巴州文化》。為提高刊物影響和知名度，需要找個大家題寫刊名，敦賢老師義無反顧伸出援手，出面請馬識途主席題寫了刊名，墨跡未干就傳真到我單位。當我的《豐碑》《曾溪口》困于淺灘時，他如手持火把的艄公，在文學的暗礁間為我劈波斬浪。孫敬軒老師告訴我：省作協(xié)召開《豐碑》作品研討會，敦賢老師忙了三天，一個一個去張羅參會者(當時沒有手機，很不方便聯(lián)系)。吳泰昌老師為我的《豐碑》撰寫的《豐碑：構(gòu)建紅色文化新傳統(tǒng)》的評論，是他向泰昌老師打電話要來的;還說動吳野老師，為我寫了《偉大精神的不斷延續(xù)——讀長篇紀實文學<豐碑>》評論。找阿來老師為我的《曾溪口》寫序，這篇：《鄉(xiāng)村敘事的可能性表達——兼及長篇小說<曾溪口>》，發(fā)表在《人民日報》上;他多次向趙本夫老師推薦《曾溪口》到大型文學期刊《鐘山》刊發(fā)，本夫老師覺得作品已公開出版，再發(fā)意義不大，于是寫了一篇《傳承與深化的地域文化構(gòu)建——讀長篇長篇小說<曾溪口>》的評論，才算交了“差”;他幾次組織《曾溪口》作品討論會，邀請《文學報》副總編陸梅、《人民日報》名編李輝等文學大咖捧場，還先后邀請伍立揚、廖全京等知名作家撰寫評論，立揚老師的評論文章《敘事與洞察：滿紙氤氳的藝術(shù)能量——讀長篇長篇小說<曾溪口>》，被20多家媒體轉(zhuǎn)載;他還親自撰寫評論《山嶺文本的地域性表達——淺議長篇小說<曾溪口>》，發(fā)表在《光明日報》上。除此外，他還在文學圈到處為我鼓與呼，三番五次鼓勵我參評大獎，《曾溪口》榮獲四川文學獎、《巴山背二歌》榮獲五個一工程獎，《晏陽初》榮獲全國傳紀文學最高獎，還多次沖刺茅盾文學獎獎、魯迅文學獎……

汶川地震后，時逢全國召開工會十五次代表大會，全國總工會主要領(lǐng)導給我部置了寫一部工會抗震救災的報告文學的仼務。我熬更守夜苦戰(zhàn)兩個半月，用滿頭白發(fā)換來了成功，撰寫的《直面地震，工會旗幟高高飄揚》激起了很大波瀾，引起強烈反響，全國總工會在北京召開新聞發(fā)布會，送給了時任黨和國家領(lǐng)導，作為工會十五大唯一一部出版物發(fā)給每一位參會代表，納入職工書屋，也獲得四川文學特別貢獻獎……。為此，四川省衛(wèi)生廳再三邀我寫一部白衣天使抗震救災的報告文學《見證天使》時，我第一個想到敦賢老師。當我告訴他：“報酬很微薄”，他說：“國難當頭，談何報酬!”

敦賢老師一接手《見證天使》創(chuàng)作任務，近60歲的他背著簡易的行囊，便深一腳淺一腳地跋涉在汶川、北川、青川、都江堰等重災區(qū)的廢墟上。

《見證天使》完稿那晚，我和敦賢老師在路邊攤喝豆湯，他望著成都的霓虹突然說：“咱們寫的每個字，都得對得起那些光。”豆湯的熱氣模糊了我的鏡片，但我卻看清了他眼中跳動的火苗。

（四）

敦賢老師另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個“爛賢慧”，除“路見不平一聲吼”外，遇到“弱勢”群體，比如老弱病殘，貧困家庭、無錢讀書孩子、看不起病的病人等，他都要出手相助，而且出手大方。他住院的病房都總像集市：他舉著吊瓶幫鄉(xiāng)下老漢填報銷單，沙啞著嗓子給失學少女聯(lián)系助學基金，甚至戴著老花鏡替護工修改情書。“最怕人對我太好……”他常念叨這句，可每當看到求助者眼里的光，那點推拒便潰不成軍。有次我去看他時，他正舉著輸液架闖進院長室，針頭回血染紅半截管子：“用我工資擔保!那孩子才十九歲!”院長后來對我苦笑：“他擔保的人，確實從沒賴過賬。可他自己呢?化療費都東挪西湊……”放療化療弄壞了他的咽喉、弄傷了他的嗓音，卻傷害不了他的古道熱腸。他早已把自己燒成火炬。只要這世上還有一寸凍土，只要寒夜中尚存一絲顫抖的呼吸，他就不會停止燃燒——哪怕燒盡自己最后的生命。(作者：苗勇，系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

附：

【王敦賢簡歷】

王敦賢，1948年出生，四川巴中人，中共黨員。歷任四川省南江縣川劇團演員、縣文化館創(chuàng)作輔導干部、達縣地區(qū)創(chuàng)作辦公室創(chuàng)作員、四川省作協(xié)文學院副主任、省作協(xié)副秘書長、秘書長、副主席等職。1973年開始發(fā)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著有散文詩集《跋涉者的沉思》、散文集《南江桃園記勝》、《蟬歌》、《心靈的跫音》、《何處是故鄉(xiāng)》、長篇紀實《國之痛》等10余部作品，曾獲《星星》詩刊創(chuàng)作獎、四川省文學獎 。

【苗勇簡歷】

苗勇，1969年1月生，四川巴中人，中共黨員，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現(xiàn)任四川省總工會黨組成員、副主席。著有詩集《山韻》，散文集《山民》、《散落的文字》，雜文集《小曲亂彈》，文論集《星星點點》，報告文學《豐碑》、《歷史不會忘記》、《走出山旯旮的世界偉人》等，主編《張國燾成敗記》、《劉瑞龍在川陜蘇區(qū)》等。《豐碑》獲2004年首屆報告文學獎，《巴山背二歌》獲第二屆全國職工新創(chuàng)歌曲三等獎和四川省“五個一”工程獎。獲四川省2005—2006年優(yōu)秀組織獎。長篇傳記文學《晏陽初》在首屆李劼人文學獎中獲得入圍獎。

責任編輯：麥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