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陽初，一個可貴的“歷史剖面”

——我對苗勇《晏陽初》的閱讀札記

李 浩

晏陽初，對我來說是一個“陌生”的名字，當然這個陌生并不是完全沒有了解，而是了解得不夠——他對我來說只是一個符號化的存在，是在歷史閱讀中讀到的“某某某運動”中某幾個代表人物之一，是“中華文化與西方民主思想相結合的一個產兒”，能記住的也只是只言片語的碎片化細節……盡管有毛澤東“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運動”的盛贊，我承認，在我的記憶中他大抵是模糊的，盡管心里對他和他參與的鄉村改造運動充滿著敬意。

是故，在我拿到苗勇的《晏陽初》的時候頗有些“雙重的忐忑”，一重的忐忑是我怕它寫得不好，干巴巴，只有晏陽初的生平事跡羅列和他的影響，史料價值備已，然而卻不能為我在心里建立起形象，讓我感覺不到一個個人的存在;另一種的忐忑則是我怕它寫得太好，把晏陽初寫得太好，過度地圣化、美化(這是一般傳記作品常犯的毛病)，高大是高大了，可讓人也親近不起來，生不出多少的共鳴。基于這樣的原因，我甚至幾次準備閱讀又幾次放下，這本厚厚的書在近一個月的枕邊放置中僅讀了錢理群和晏鴻國兩位先生的序。是的，閱讀需要機緣，它需要一個恰當的、合適的時機——這個時機在一個多月之后才開始尋到，可一尋到便一發而不可收，便被其深深吸引……我用兩天的時間讀完了全文，然后是，再讀一遍。

吸引住我的，首先是，傳主重要，而為晏陽初寫下傳記的苗勇抓住了他的精神，并成功塑造了他的精神。我說的傳主重要并非僅是名聲的顯赫，或者地位、影響的顯赫，而是在他身上能體現某種引人深省的獨特，他的行為、思考值得我們仔細思忖，在他的身上能夠反映著一種具有吸引性的精神向度——而晏陽初，在晏陽初身上體現的，恰恰是精神向度的重要，恰如晏鴻國指出的：晏陽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不是一般的教育思想，而是宏觀的大教育思想，其內容涉及經濟、哲學、文化等各個領域;教育的形式包括學校式教育、家庭式教育、社會式教育;教育的對象則將男女老少盡囊其中，而重點則是受苦受難的農民和社會基層的城市平民階層……談及晏陽初我覺得需要同時談及魯迅，魯迅的文學期許是“啟蒙和治愚”，希望自己的文學能起到療救的作用，而晏陽初則是從另一個角度、從實操的角度，完成魯迅式的“啟蒙和治愚”，同樣具有甚至是更為具有療救的作用。在他們那個時代，他們的想法和行為是一種前瞻和開創，在我們這個時代同樣具有前瞻和開創性，同樣具有啟蒙價值和參照價值……而苗勇極為敏銳地抓住了這一點，他著力的用心，也在這一點上。“我對我的上帝和生我養我的土地起誓：我將用我的雙手和靈魂投入工作，直至打碎將們的人民束縛在貧困、無知、疾病和自私之中的鎖鏈……”這是晏陽初的話，而苗勇抓住了它，并將它一點點放大;我們看第六章，晏陽初和斯諾之間的交流對話，包括斯諾對于晏陽初的贊許：你領導的這一項偉大的鄉村改革運動，不光在貧窮的中國有巨大的功效，放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這一運動都是行之有效的……如是等等，讀之讓人感嘆，讓人心動，也讓人吁噓。斯諾的贊許本質上也是苗勇的贊許，他認可這一精神，才將它塑造得那么動人，有力量。

吸引住我的第二點，是苗勇資料的萃集整理扎實認真，有說服力。一般而言，為某位傳主書寫傳記，認真做好資料萃集應是基礎性的、不言而明的一件事，但就我的目力所及，我們許多的傳記作家并未能將這一工作做得扎實有效，他們有時會依借想象和想當然來“補充完成”，時有坍塌和引用資料不規范、與事實出入較大的問題。而《晏陽初》，則做得扎實，認真，細致，精確——在后記中，苗勇提到他對原始資料的搜集：“七八年下來，我手頭上有了一些書籍資料：《晏陽初文集》、《晏陽初傳》、《告語人民》(晏陽初和美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賽珍珠合寫)……還有許多介紹中國平民教育和世界鄉村改造運動的史料、回憶錄、報告文學……”“我又一頭扎進資料里，這時我發現……”熟悉文學創作特別是傳記文學創作的人都知道，資料的萃集和熟悉與否很大程度決定著作品的品格和高度，它是豐富性和真實性的雙重來源，也是傳記作者得以開闔縱橫而“胸有成竹”的支點。我們看丁英教授和熊佛西在火車上對話的那段，我們看在《農民周報》之后第一期農民讀物的付印過程，我們看1929年平教會的會議和晏陽初的“教育計劃”——這一切，如果沒有扎實、認真而不放過枝蔓末節的功夫，是寫不出來的。

而吸引我的第三點，則是苗勇“還原細節”的能力，他利用資料、想象和種種的考察，“補足”了故事細節，讓我們能夠“身臨其境，感同身受”。這是文學性的部分，是苗勇基于史料而進行的發揮，是他才華和卓越的史料運用能力的展現，而它，也是(甚至更是)衡量一部傳記作品藝術品質的標準之處。如果沒有這一能力的支撐，傳記文字很可能變成史料的堆砌，干癟生澀，味同嚼臘。苗勇的《晏陽初》很好地調和了藝術性和歷史真實性之間的關系，何開四說這部書是“文學的至美與傳奇人生的華麗相遇，具有很強的可讀性”——我認為他說到了“本質”。在這部書中，苗勇以嚴謹的史料為支撐，但在這一基礎上他充分發揮，像那些帶給我們深刻影響的傳記文學作家們那樣發揮，為歷史褶皺中的掩藏補足它“可信的細節”，而讓我們得以沉浸其中，并與晏陽初、史文軒、查理·塔夫脫、朱其慧、許雅麗、傅葆琛、孫伏園等人一起思忖：中國何處去，世界何處去，人類何處去，改變民族和人類命運的“平民教育運動”向何處去……如果沒有良好的細節補充，那種魅力和引人思忖的力量都是做不到的。“少年求學”的第一章，我相信苗勇可用的資料相對較少，有細節的部分應當僅出自晏陽初的自述，恐怕可利用的“他述”是極少的，哪怕在晏陽初成名之后。是故，對這一部分的“描述”就完全地依賴于：1、晏陽初自述部分的簡寫內容;2、作者苗勇的實地考察，對當時當地環境的熟捻，風土人情的熟悉和了解;3、部分有效的采訪內容;4、作者的“還原細節”的能力，以一種故事的甚至小說的筆觸勾勒出細節，吸引住我們。是故，在我閱讀這一章節閱讀到晏陽初與小伙伴打架和打架之后那段描述時，尤其是晏母的處理方式時，竟然有種強烈的身在其中、感同身受的感覺，它幾乎是一篇質地良好的小說;第三章，晏陽初與舊友重逢的場景，去拜訪蔡元培時的場景，都有一種“在場感”的吸引在，而這種在場感的吸引是貫穿整個文本的。

內容的豐富性，深刻性，是吸引我的第四點。《晏陽初》，在我看來它寫下的不只是晏陽初的“個人傳記”(當然個人傳記的部分也足夠重要)，而是一個具有歷史性和恢宏感的人類命運長卷，它涉及中國和國際，涉及知識分子承擔和民眾的救贖，涉及列強和被占領所改變的中國，涉及教會、福音堂和傳統士紳文化，涉及東西文明的交融和碰撞……可以說，在晏陽初身上是一個“珍貴的混合體”，而在他的經歷和歷史波潮中，他身上的所有“攜帶”都在被不停地攪動起來，相互地糾纏在一起——我還是想再次引用在第一段文字中未引用完的那部分，晏陽初的自述：“我是中華文化與西方民主科學思想相結合的一個產兒，我確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觀;我是一個傳教士，傳的是平民教育，出發點是仁和愛;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惡習敗俗，去舊創新，卻不主張以暴易暴，殺人放火……我相信‘人皆可以為堯舜’。圣奧古斯丁說：‘在每一個靈魂的深處，都有神圣之物。’人類良知的普遍存在，也是我深信不疑的。”重新引用這段文字其實是以它的言說來言說在晏陽初身上所攜帶的豐富性和深刻性，包括精神上的、形成個人心性的豐富性。在我看來，晏陽初是一個極有價值的“剖面”，以他的存在來審視中國往何處去，中國的教育往何處去，以及中國的鄉村教育運動的價值的再審視等等……而苗勇的可貴呈現，有效地提供了審視和追問的“抓手”。

因此上，在掩卷之余，這部厚厚的《晏陽初》留給我們的思考和追問實在是多的，更多的——而這，應也是苗勇試圖在《晏陽初》這部傳記中的“埋伏”，也是我愿意向朋友們推薦這部書的緣由之一。(本文作者：李浩，系著名作家，魯迅文學獎得主。)

責任編輯：麥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