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8日到今年1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修訂草案，送審稿)》向社會公示，引發各界談論和爭議。毫不意外，先前的爭論 在2016全國“兩會”得以延續，經由媒體梳理，圍繞《文物保護法》的立法宗旨，代表委員分為“保護優先”和“利用優先”兩種觀點，各方觀點陳述得以在最 近幾天展開，一部略顯冷門的法律修改，緣何引來如此激烈的兩會熱議?

文物的價值以及保護的必要性，社會各界有共識，而文物保護的現狀則一直呈現某種資源不均衡、保護力度有差異的狀態。為什么會資源不均?很大一部 分原因是，不同的文物背后，擁有或可能擁有怎樣的旅游開發價值。基于旅游開發目的而導致的文物熱、文物產業化，這些年來并不鮮見，甚至出現以旅游開發為主 導的考古發掘項目。從文物身上獲利，并非不可以，但以短期的經濟利益、地方旅游產業政績、商業開發為目的，則勢必導致文物保護目標被犧牲。

文物保護現狀中存在的爭議，延續到法律修改層面，觀點論戰并不意外。事實上，保護和利用并非相互對立和矛盾的主張，無論是現行《文物保護法》還 是擬修訂的版本，雖立足于保護的目的，但并不排斥對文物的合理利用。“利用優先”觀點的個中憂慮，事實上更多是對參與權缺失的擔心，但圍繞文物的參與主 體，不僅是利用上的參與，更應該有保護層面的參與，不僅應當有市場主體的進入，還應當有社會公益組織、機構的參與性和話語權。

是否允許原址重建，是否允許文物場所的商業經營，包括不可移動文物的所有權與使用權是否可以分離，這里面所涉及的核心問題，除了立法宗旨的差 異，更重要的是當代人如何看待文物的價值，以及如何合理、科學地利用文物。不少實踐案例中，地方政府以發展旅游產業為目的和出發點，對不可移動文物做顛覆 性“開發”(幾近于重建)，在文物建筑內大興土木進行經營場所的改造，即便是現在被認為“利用得較好”的一些項目，不論是文物價值，還是旅游品質，都可能 并不盡如人意。摧毀性地利用不可取，需要法律予以約束和規制，目前的法律實施并不是監管過度的問題，而是遠遠不到位的問題。地方權力格局中，文物保護部門 相對弱勢，旅游開放則有更多話語權，一個是花錢的，一個是賺錢的，這也從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地方政府對待文物的基本態度。

值得深思的是，無論是主張對文物的利用，還是強調對文物的保護，都把目光對準了政府主管部門這一個方向———放權還是收權。但事實上，文物保護 和利用的過程，不僅應該有政府主管部門和旅游開發主體，還應有社會公益組織、文物保護學界的參與，文物的保護與開發，應當有學界和第三方公益組織的聲音。 最根本的底線在于，不論怎樣利用都應當服務于保護這個目的，做不好、做不到保護的工作，那就寧愿它不被利用。

一提開發，就意味著破壞，這一現象的原因并不在于開發的對錯，而是參與開發的主體，是否真正具備應有的資質、眼光和對文物價值的認知。對開發主 體的選擇，不應繼續單一地由政府主導，而要有更多社會公眾的參與和監督。畢竟，文物不僅是單純的國有資產，不能簡單考慮它的增值、收益，還要思考將怎樣的 文化遺產留給未來的命題。

責任編輯：麥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