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我新知光故國 傳他舊學振家邦——記夏威夷大學教授、中國文學博士第一人羅錦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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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體在《子弟與弟子解》中，他“認為元曲中的方言俗語，是研究雜劇的鑰匙;必須想辦法先得到這把鑰匙，然后才可升堂入室，坐享其左右逢源之樂了。”
在《從宋元南戲說到明代的傳奇》里，他勾勒出了“宋元南戲”演變為“明代傳奇”的過程：宋室南渡之后，江南一帶，本是中國的富庶之區，加以廣州、泉州等幾個大的國際貿易港，年年接濟大量的關稅，當日的財政，收入頗豐，不僅把江南一帶，造成了高度的經濟繁榮，同時形成了文化的中興地。所謂詩人詞客之流，也都沉溺于偎紅倚翠，狎妓酣歌的生活中，大制其艷詩綺語了。就在這樣的空氣下，于是以杭州附近的溫州地方戲為基礎的“戲文”，便取得了普遍流傳的機會。再由這種“戲文”，便漸次演變為后來的明代傳奇了。
在《明代劇作家總論》中，他指出：戲曲作家地位的轉移，及至明代，已到了士大夫之手;在他們當中，進士及第者至少有三十人。明代戲曲，像元人那樣，好以市井俚語入曲的現象，已不復存在，而轉向于修辭與藻繢的逞才弄巧方面去。明代劇作家的地域分布，比元代及清代都較為廣泛。
于右任先生為羅錦堂先生題字：開世人無限之靈機，闡天地無窮之奧理
(此碑現存于隴西縣仁壽山上)
法國伏爾泰曾說：“歐洲貴族和商賈，凡在東方有所發現，只曉得搜求金錢、財寶，而哲學家倒是在那邊尋著一個道德的世界。”
德國大詩人歌德，“則想在中國找到一個文學的新世界。”
歌德看了中國古典小說《好逑傳》和戲劇《花箋記》、《玉嬌梨》等作品后，寫下了《中德四季與黃昏合詠》(十四首)，并激動地說：“中國有千千萬萬的小說，當他們已經有小說時，我們的祖先還正在樹林中生活呢!”歌德還說：“我們德國人如其不從我們自己的環境狹小范圍內里向外觀看，我們當然很容易陷入于玄學的自負，因此我很喜歡懷顧其他民族，并勸告無論何人也應當像我這樣看。”羅錦堂《歌德與中國小說和戲劇的關系》。
……
博曉古今，可立一家之說;學貫中西，或成經國之才。
文學史上不乏這樣一種奇特的現象，正如羅錦堂在《中國人的戲劇觀》中所寫：
本身不喜歡戲劇，而又偏偏專門研究戲劇的人，近人有王國維、潘光旦，以及鄭騫先生等。然王僅愛讀曲，不愛觀劇，于音律更無所顧;潘對于音樂戲劇，雖不厭惡，至少，從沒有表示過愛好，昆曲，生平只聽過一次，京劇生平看過兩次，還是別人拉去的;鄭騫先生也難得看一次戲，更不曾與任何伶人有親密的往來。然而，王氏宋元戲曲史之作，掀開了中外學人研究中國戲曲的新紀元;由于潘氏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大大地提高了伶人在藝術方面的成就以及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鄭先生的北曲新譜，而予我們以研究曲律的正確指南。凡此種種，都是不愛看戲，不會玩弄樂器的人所作出來的豐功偉績。再就我本人而言，既不會唱京戲，也不懂拉胡琴，更沒有天天跑劇院、捧角色的雅興，但是將近二十年來，卻把大部分的精力都耗費在戲曲的研究上。
無獨有偶，蘭州大學戲劇影視文學研究所所長趙建新先生，平生也不愛看戲，但是他在戲曲研究方面卻也成果累累。
這些，都是偶然的現象嗎?
也許，戲劇演出、戲劇創作和戲劇理論研究雖然都與戲劇有關，但三者畢竟分屬于不同的領域，有著各自不同的規律;不同稟賦的人，興趣不同，著眼點便不同，各自用功的范圍便也不同。但是，他們相互配合，共同把戲劇這一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藝術形式，一次次推向一個更高的巔峰。
責任編輯：麥穗兒
